除了较为保守和较为激进的观点之外，还有一种调和的观点。
大部分老年人居家养老，少部分人进入机构养老，亦有一部分人则长年与医院为伴，医院成为医养结合的机构与场所。[18]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设立养老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
[2]这两亿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快速推进。(3)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未来长期照护保险之被保险人范围，以笔者之见，应当参酌日本法例。日本是世界上典型的高龄化国家。我国尚未建构该项社会保险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累计实践经验与数据参数，这是法制形成的基础。
长期照护保险如何实践，如何形成法律制度，其难题较多，但其在社会保险中的地位只会因老龄化而愈加重要，社会保险立法不能没有长期照护保险的内容。[3]这些失能老人情形复杂，类似关节与风湿导致行动不便甚至卧床、中风导致行动不变甚至偏瘫、失去记忆、老年痴呆症等各种各样的失能都需要专人护理，即长期照护当事人的生活。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文学色彩，这一概念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尤其要归功于2014年5月13日欧盟法院作出的冈萨雷斯案判决。
[10]参见朱烨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2014)宁民终字第5028号。[25]第三部分则针对数据真实、合法性遭到质疑等情形规定，在特定情况下，数据控制人也可以(暂时)不删除个人数据，但要对数据处理加以限制。问题是，这些个人信息的披露固然可能是自愿的，却不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67]cookies软件专门收集网络用户的浏览记录，进而向其推送与浏览记录相关的广告，这中间就存在着一个画像行为。
【中文关键词】 个人信息保护。换言之，通常的姓名搜索可能不会将任甲玉与陶氏一同出现的网页放在搜索的靠前页面，而设置关键词组合(包括自动设置)则会达到这一效果。
(4)数据处理因其他原因而与本条例相抵触。因此，应对与个人数据有关的隐私保护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较为零散的美国，其商务部于2012年提出《消费者隐私权法案》，其中列举的原则与OECD指南并无二致。(3)基于公共健康领域的公共利益。
从要素衡量的角度，首先是看当事人卷入的事件有多强的公共属性。[19]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和欧盟司法专员雷丁女士在介绍有关被遗忘权的立法动议时特别提到了社交网络带来的问题。2015年，北京两级法院相继就中国互联网被遗忘权第一案作出了初审和终审判决。一是对数据加以匿名化。
[16]这需要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说起。两相对照，新规定将向第三方披露修改为将个人数据加以公开，并明确了删除链接的请求。
与该款相比，《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12条(b)的规定则是，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对于不符合指令规定的数据处理予以更正、删除或者屏蔽，尤其是在数据不完整或者不准确的情况下。当然，欧盟法院为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断然将画像的预备阶段也纳入禁止范围，亦非不可，然而，网络用户根据浏览所得信息而对特定人画像，是否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意义上的画像行为，同样存疑。
而这恰恰是任甲玉不愿意看到的。[64] 问题是，即便按照欧盟法院的说法此中存在着画像行为，实施者也不是搜索服务商，而是网络用户，搜索服务只是为用户画像提供了便利。[71] (三)搜索关键词的算法设置与旧事重提 在任甲玉案中，法院认定相关搜索内的词条不论在排序还是内容上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系对广大网络用户检索与任甲玉这一词条相关内容的行为的客观反映，其既非被检索的网络信息本身，又非百度公司专门针对任甲玉主观控制或创造的负面词汇。尤其是，事情过了三十年，一般人都会想到，案件中的当事人垂垂老矣，对他们加以抵制或进行负面评价的可能性通常已经消逝。序言第25段特别指出，cookies同样具有收集用户信息的功能，但可以用作合法目的，如果清晰而准确的告知cookies或者类似技术的使用目的，以确保用户知情并同意，可以使用cookies。[58]在前网络时代，保存历史往往要通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例如图书馆、档案馆等，这同时也提高了公众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门槛。
该指南明确，搜索服务商不能援引媒体的表达自由抗辩，但只需移除基于姓名搜索得到的链接。将数据控制人身份简单套用到搜索服务商身上，是一种教条主义。
此外，若要真正实现雷丁女士有关被遗忘的设想，不但需要规定数据主体的删除请求权，还应规定数据控制人不以删除通知为条件的删除义务，例如约定的存储期限届满时的删除义务。到目前为止，针对互联网搜索服务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仍然是通知—取下规则和以红旗标准为代表的过错赔偿责任。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消除了这一门槛，其存档功能应予肯定。在此情况下，公众知情权压倒了原告的被遗忘权。
但是，网络上的被遗忘权已然进入了法官的视野。(三)互联网存档的妥当与否 作为新的传播媒介，互联网不仅提供新闻，也为人们了解旧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量数据库。公众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公开渠道获得特定人信息，形成关于这个人的某一方面或整体印象，并无不当之处。[59] 2017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亦就一个被遗忘权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下级法院关于原告享有删除旧报道链接之权利的判决。
那么，被遗忘权和删除权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到底是两项权利还是一项权利。另一方面，包括删除权在内的个人数据权利固然具有对世特征，却也不是毫无限制，涉及本人违法犯罪、不良信用记录乃至参与公共活动、从事职业活动等信息，需在个案中视公共利益的需要予以不同程度的克减。
根据该规定，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的任务包括提供时间上没有限制的时事和文化内容档案。[39] 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v González, C -131/12，§62，§89.与冈萨雷斯案判决和第29条工作组的指南相比，《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并没有禁止姓名链接的明确措辞。
[17]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2.0时代到来，社交网络席卷世界，普通人在网络上展现自我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在内的海量个人信息不断出现于网络，理论上可恒久存在。[52]而在雷巴赫案第二季中，宪法法院指出，电视台对犯罪行为人使用了虚构的姓名，剧中也没有出现其相貌，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不会因为电视剧的播出而受到危害。
See CJEU, 16 December 2008, C -73/07(Satamedia). [57]德国广播州际协议的第11 d条第2款第4项专门规定了这一媒体肩负的广泛任务。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数据在网络上浮动，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应当拥有将他们的数据完全加以删除的权利。法院正是运用了利益衡量的方法，一方面指出，原告就其先前的工作经历被人遗忘存在着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指出，不应忽略了解原告先前经历对于公众的重要价值。任何一种设置都是为网络用户提供搜索上的便利。
[69]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v. González, C -131/12，§81，§97. [70]2014年5月冈萨雷斯案判决作出后，根据第三方机构所作的调查，至2015年10月谷歌收到了超过30万个删除要求，涉及超过100万个网址，谷歌拒绝了半数以上的请求。比之司法解释更为周延的规定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1条、第2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
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新闻上，放在网站首页或主要页面，当旧闻仅仅存在于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意味着其引发关注的可能性不大。二审法院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
原告多年以前因触犯反儿童卖淫法而获罪的事实，属于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隐私，但儿童卖淫是针对儿童的性剥削与性虐待，在社会上受到强烈谴责，公众了解这一事实的公共利益依然十分重要，因此，无法认定不公开发表事实的法益优先。将旧报道置于互联网存档具有重大公共价值，且不属于对当事人进行新闻聚焦，故个体人格保护原则上应让位于信息自由